我自正阳门站登车后，房间差不多已占满了。只有一间，仅有男女两客——大约是夫妇——我便被茶房排人了。我无力抵抗这运命。因为我已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张绿色的睡票，自然不甘心牺牲。而且，从前有客车时，是不许睡；现在有睡车了，就非睡不可。（例如有一客从浦口到徐州，只要一下午便到，兀然的坐着；但他明明执着一张睡票，上写着“享用床位一夜”。我觉得有点异样。）加之我腹疾才好，本有求酣睡的需要。所以礼义廉耻且靠后一点。我便毅然人室，准备对着绿色的票子，高卧一宵了。
那两位同路的客人，骤见生客的来临，自然有点讨厌。但是，应当有六客的房间，他们俩便想占住，觉得力量本不够，所以也就退让了。双方些微的交谈了两句，（自然是对着那男人说话，千万不可误会！）他们脸上憎厌的气息渐渐消散了。接着，又来了一个男客，也得受同一的待遇。依我默察，他们心理中似乎以四客一室为极大限度，决不再容第五客人进来。于是实行闭关主义。
到了天津东站，客又拥上了。其中有一个客人找不到铺位，非进来不可。门虽关着，但他硬把它拉开。茶房伴着他，把他塞进来。（依《春秋》笔法，当用纳字。）那两位客人有点愤怒了。（我和那一位，既非易损品，又非易损品之保护者，固然也很希望室内人少些，但却不开口。）男的开口拒绝他。理由是这样的：一房六客固然不错。但我们四人已买了四张睡票，把高低两层都占住了：如若再有第五客来，高低两层都没有他的地位，只有请到最高坐着的一法。在事实上，最高可是太高，巍巍然高哉，晚上高卧则可：若白天坐着，则头动辄要碰着天花板，发生蓬蓬的巨响；而脚又得悬着，荡来荡去，如檐前铁马，风里秋千。想起来决不得味。
这个诡辩足以战胜茶房有余。（其实是错误的，票上明写着享床位一夜，则未及夜当然不能占有一个全床位。）无奈这位福建客人，热心于睡觉，热心于最高，和某三爷不相上下，竟把行李，连人一起搬进来了。其时那位有妇之夫，不免喃喃口出怨言，总是说，我有家眷！我有家眷！于是茶房不得不给他一点教训，说三等车中向不分男女的。自从抹了这一鼻子灰，他们脸上方有些恍然若失的样子，而安心做一双寡廉鲜耻的人。我其时深深的长叹，欲凄然泪下了。（居最高的那一位先生，后来始终挨着我们坐了，并未尝低头摔脚如上边所说的样子。）
这一桩事情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说礼教是中国人所独有，洋鬼子不能分享。但坐三等的车的却未必都是“二毛子”。若以坐航船骡车的为中国人，坐火车轮船的为洋鬼子，则二三等津浦车客同列于洋奴，何分彼此？若说有钱的人多思淫欲，所以要加防闲；则岂非穷人爬到富人头上去了。通乎不通？说来说去，还是上边的解释最为妥当：就是富人要脸，穷人不要脸；即使他偶然想要，也不许！从前三等客人都不要睡觉的，现在却已要睡了（从有睡车推知之），可见是一大进步。将来礼教昌明，一旦三等客人骤然发明了“脸”，并且急迫地需要它。那时津浦路局自然会因情制礼，给他们一个脸面，而定出一个男女的大防来。古人说：“衣食足而知礼义”。现在当改说，“睡觉足而知廉耻”了。三等客人发明睡觉，拢共不过两年多，就望他们并知廉耻，这本来太嫌早计了。反正，只要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睡得甜甜的，脸皮之为物即使终朝彻夜在那边摇撼着，又何妨乎？又何妨乎！至少鄙人不大介意这个的。若如我同车的一双佳偶，一个默默的说：“我是女人！我是女人！”一个喃喃时念：“我有家眷！我有家眷！”这种大傻瓜即吃个眼前亏，也算不了什么。总之，千句并一句，有钱始有脸，无钱则无脸。若没有钱而想要脸面，则是全然不可能的事情。或可在未来的乌托邦中去找，而我们大中华民国决非其地，一九二四年决非其时，断断乎是无可疑的。
从上记的两件琐事，读者们可以放下一百二十四个心，风化绝无受伤的危险。佩弦君所记的舫‘船中的文明诚哉十分卓越。而我所言却也并不难扳（推扳。南言“不及”之意。）。因为第一个例，是洋奴不知有风化；第二个例，是穷人不配有风化。以我所下的界说“风化是中华民国嫡系贵人的私有品”而言，则伤痕之为物殆等于零，而国粹的完整优越，全然没有例外了。记得同游什刹海的那一晚，P君发明了一种ZeroTheory，这或者也可备一个例证吗？P君以为如何？
一九二四，七，二八，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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