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隐地请我们到他北投家里去吃饭，是隐地的母亲柯老太太亲自下厨做的苏州菜。隐地帮着张罗，忙得一头汗，可是脸却是露着一股遮掩不住的喜悦，因为他的出版社正在抽枝发芽，渐渐成为一棵茁壮的幼木了。那是我头一次见到“尔雅”，因为出版社就设在隐地北投的家中。
一家出版社能够生存下来，大概总要靠几本镇山之宝支撑的，当然“尔雅”也出版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书。但大家谈起来，总称赞隐地有魄力、有毅力，出版了那么多的诗选及小说选，这些选集不一定能卖钱，但却值得出版。有些作家自己有文集，作品还会留下来，但有些作家没有结集出版，作品很可能就散失掉了。试看看“三言”“二拍”《唐诗三百首》这几本名选集对中国小说及诗歌的流传曾经产生多大影响。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尔雅”这些诗选、小说选都会变成研究台湾文学的珍贵材料呢。我有一位大陆学者朋友，专门研究台湾小说，我就送了一套“尔雅”年度小说选给他，跟他说，看完这套选集，台湾这三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发展，也就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了。“尔雅”居然有勇气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现代诗集，因为难卖，现代诗很多出版社碰都不敢碰的。隐地自己喜欢现代诗，所以才会如此礼遇这位文学国度中的没落贵族。难怪隐地自己五十六岁也写起诗来了，而且写得兴致勃勃，成为一个“快乐的写诗人”。
这些年来每次回台湾都会约隐地出来聊天。跟隐地见面很开心，因为总有稿费可拿，而且隐地对于台北文化现象观察入微，我从他那里会得到不少台北消息。看了他那本《翻转的年代》，就知道隐地是如何能够随着台北的后现代时期翻转自如了。隐地向我感叹：这几年文学书没落了，文学出版社不容易撑。近年来台湾人心浮躁，定不下心来阅读文学书籍。据说第一次大战后，欧洲人对诗又突然狂热起来。大概人类心灵受了创伤，就会向文学寻找安慰。等到台湾人心有了创痛，自然又会有人争着服用文学这帖安神剂的。隐地倒也豁达，他说既然文学书的市场摸不准，那就不要管它，有好书，出版就是。
去年阴历年前，我第一次采访厦门街的尔雅出版社。许多年前北投那棵幼木已经长成亭亭华盖一株三层楼的文学树了。隐地带我去参观他地下室的书库，里面堆满了新的书旧的书，一阵书香（油印味）迎面扑来，我感到再熟悉不过。从前我到晨钟书库闻到的就是这个气味。出版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统统集在书库里。一批新书送出去就好像把自己的儿女打扮得体体面面、花枝招展推上人生舞台，等到退书回来，一本本灰头土脸、衣衫不整的狼狈模样，真使人有锥心之痛，惨不忍睹。这种痛楚，我办晨钟时尝过不少。
厦门街尔雅出版社进门前院的一角，摆设着一群盆栽，一盆盆碧玉层层，秀色可餐。一眼就知道，在台北这样污浊的空气及恶劣的环境下，这些花木不知须经多少细心呵护才能出落得如此枝叶光鲜，生机盎然。我在加州家里，屋内屋外，也种了几十盆花树，每天浇水、施肥、剪枝、除虫，经常忙得顾此失彼，一个疏忽，马上枝枯叶萎，香消红褪。栽培一盆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隐地种出这么大一棵文学树来。二十年的耕耘，辛苦恐怕非比寻常。希望这棵常青树，弱冠之后，更上一层楼去。
——原载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联合报》副刊
隐地附注
·林秉钦和郭震唐当年办仙人掌出版社的同时，另外也登记了一家金字塔出版社，和我一同入股的还有作家黄海。“金字塔”第一批书三册：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舒畅《轨迹之外》、王令娴《球》，出书的日期为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先勇兄投入的“几万块”换回的是一卡车的“仙人掌文库”，这件事，要等到二十五年后读先勇的这篇文章才知道。我的一万元，因他的帮助拿了回来（否则，可能没有今天的尔雅出版社）。他的“失落”呢？完全没有听他在我面前抱怨过，这样一个宽厚待人的作家，我要怎么说出自己心中的感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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