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句姚先生常说的话：“《现代文学》是本穷得不能再穷的杂志！”姚先生最初参加编务那三年，的确是《现文》经济最拮据的时期，几位编辑不但没有支薪，因为体恤时艰，有时还要补贴交通费。姚先生这样回忆：“我们没有聚过一次餐或喝过一次茶，也没有报过一次交通费。我们认为开源既不易，只有节流；有些钱，我们能贴的，就贴上算了。”不仅如此，社务忙的时候，编辑太太们也一齐动手帮忙。姚先生兴致勃勃地写道：“每逢出书，得全家总动员，自写封套、装封袋，由家人帮忙，然后坐上三轮车，送到邮局。现在想来，这段时期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记得当时的姚师母范筱兰女士也曾说过，那些订户的封套都是她写的，写完了又急急忙忙捧着拿出去寄。出一期杂志，全家兴师动众。那一段时期，从《现文》第十五期至二十六期，每期姚先生都替这本杂志撰稿，一共写了近四十万字，《来自凤凰镇的人》及《孙飞虎抢亲》两个剧本便在此时完成，当然这些稿子都是没有稿费的。姚先生那时一面在银行上班，又要教书，为了《现文》，凡事还得躬亲操劳。台湾夏日酷热，他有时赶稿赶得“血液上腾，以致手足冰冷，头脑发胀”，须得用冰毛巾敷头。工作如此辛苦，但是姚先生却认为：“这段时间在我一生中却是最兴奋、最愉快的日子。”多年来，我跟姚先生见面时，总禁不住要怀念那一段创办《现代文学》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时光。那种为了文学事业奋不顾身，近乎堂吉诃德式追求理想的精神，我知道，姚先生是颇以为傲的。文学，可以说是姚先生的宗教吧，那是六十年代台湾，我们唯一的精神救赎力量。
后来《现代文学》中断了三年，七十年代底再复刊时，台湾的社会经济已在剧变中，同人文学杂志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姚先生在我力邀之下，慨然答应复出主掌编务。姚先生说：“我虽明知此事难为，但由于我与它的渊源，我对它的深厚感情，我无法推辞，亦不能推辞。”那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局面，姚先生贯彻始终，一直支持《现代文学》到一九八四年复刊号第二十二期最后停刊为止。对这本杂志，姚一苇先生可以说是仁尽义至。
杂志虽然停刊了，可是我和姚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每次回台湾，总要跟姚先生一起吃饭，喝冰啤酒，然后就是听姚先生侃侃而谈他一个又一个文学、戏剧的计划：他正在创作的剧本、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他在艺术学院创立的戏剧系。他好像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去追求实践他的理想。他对文学、戏剧的热忱从来也未因时间及年岁而稍减。姚先生一向身体健康，没有听说他有过任何病痛，去年得知姚先生因心脏病动过手术的消息，颇感意外。我打电话给他，除了探问病情外，并劝他稍微放松，工作不要过度劳累了。电话中姚先生热切如昔，他说不工作不行，他还有好多事等着完成。其实心脏病手术成功，恢复不成问题。我的一位哥哥心脏病动过大手术，多年来照样因公奔走四方。心脏病首重调养，我寄了一本耶鲁大学出版的《心脏书》（Heart Book）给姚先生，书里心脏病防治知识非常丰富，当时我想姚先生的病一定很快复原的，因为姚先生给我的感觉，仍旧是他一贯的镇定、乐观、积极。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堂吉诃德式的精神，似乎仍旧在熊熊地燃烧，那样一个坚强热烈的生命，不应该轻易被病魔击倒的。
四月十四日，姚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他生前寄出来的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四月六日，很可能是他入院的前一两天付邮的。信里只有一封寥寥数语的短函，他要我看看他附在信中今年四月份《联合文学》中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往何处去——从现代到后现代》。这篇文章现在看来，应该是姚先生给我以及对台湾文学界临终留下来的遗言了。这其实是他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于“联合文学周”上的一篇演讲稿，可见得他是要讲给大家听的。
这篇文章主要表达他对现代与后现代文学戏剧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对文学今后走向的关切及忧虑。姚先生亲自参与台湾六十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而他本人也承认是“现代主义迷”。他对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现代主义全盛期（High Modernism）如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等人的小说，以及同时代的现代剧作不免偏爱，但正如郑树森在《古典美学的终点》追溯姚先生美学系统那篇文章所论，姚先生作为一位美学家，其实是从古典主义入手的。他精心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集解而成的《诗学笺注》，一直是中译界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而他本人的美学思想中，亚里士多德一脉相传的古典主义也一直是一根主轴。因此，姚先生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于艺术形式及美学架构上，自然就有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他比较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戏剧时，对于后现代的一些“现象”，提出了相当严厉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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