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
姥几（方言：曾祖父）要死了。他的泥屋里头一回充满了欢笑。附近的乡亲，一拨儿接一拨儿踏进门槛。爷爷在地上烧了一堆旺火，火光造出很多影子，好像屋里的人翻了倍。人们围着火堆，额头慢慢渗出汗来。火舌缓慢、耐心地舔着秋天便已锯好的枣树杆，偶尔咂出声来，迸溅几点火星，灰烬像蚊子在空中飞着，落在谁的头发或肩膀。
姥几躺在床上，再过十天是他百岁生日，这生日仿佛床头柜上的茶杯，伸手就拿得到，可他够不着了。熏得发黑的蚊帐已经取走，剩下几根竹棍，搭瓜棚似的架着。姥几身上铺着脏污的棉被，衣袖上结了一层厚厚的油腻，火光在他焦干的脸上闪烁，突起的颧骨使他看起来傲慢冷漠，塌陷的腮窝放得进一只鸡蛋。他努力睁开被眼屎糊住的眼睛（虽然他已经看不清东西），双手在空中抓来抓去，影子映在胡乱钉着纸壳子、蒙着纤维袋子的墙上，像演皮影戏。
姥几连续几天不进食，呼吸上气不接下气时，爷爷赶紧打了一通电话，我那些一年到头碰不着面的亲戚，从各自工作的地方回来给姥几送终，姥几却吃了一碗速冻饺子，自己走到地坪里晒起太阳来。我那些亲戚们，主要是我大伯、二伯、大姑、小姑，以及我的堂表亲，宰鸡剖鱼饱吃一顿，欢乐地搓了半宿麻将，第二天一早就回城了。到夜里姥几又坏了，嘴里胡言乱语，大便拉在裤裆里。爸爸像擦洗一件农具，闷声不吭将姥几清理干净，给他涂了润肤霜，穿上烤得热乎乎的裤子，像伺候一个婴儿，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爸爸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妈妈在城里做零工，当她叫爸爸离开这个“穷坑”，进城“随便干点什么”时，爸爸不愿意，怕别人侵占宅基地，怕老鼠睡了他的窝，怕野草长到门槛边。妈妈像赌气似的，很快跟了别人，很快生了儿子。我那时还小，只有四岁，现在我九岁了。爸爸本来话不多，从此更像个哑巴。那些在外面做事的人都愿意把田地甩给他。当他开着插秧机驶过辽阔无人的田野，那片水白眨眼变绿；稻谷成熟时，他驾驶的收割机在金色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我觉得爸爸挺威风的。但爷爷不这么看。大伯二伯在城里头搞得家大业大，连自己的店铺门面都有了，忙得奶奶的生日都没时间回，那才叫出息哪。
姥几那间泥屋，像只老鼠洞巴在楼房边。唯一的窗子用塑料蒙住了，矮门边贴着春节的新联，姥几自己写的。我从没见过爷爷和姥几说话。这时候他更关心屋里的火，不时用火钳拨弄一下，架根新的干柴，紧紧地盯着火光，脸上毫无表情。在给姥几选坟址，看风水师转动手中的罗盘，有人说起姥几过去的趣闻，爷爷也没有笑一下。他就是一个没有笑容的人。
姥几隔一阵就喊“呷旯”（方言：喝茶），声音忽强忽弱。有经验的人说，临死的人口干，他顶多再熬一夜，赶紧通知其他人回来吧。爷爷打了一圈电话。亲戚们很快又挤满了泥屋。我嘴里嚼着大姑给的朱古力，夹在亲戚们中间，我感觉他们和我一样兴奋。
姥几手在空中乱薅，“我要妈妈”，声音像一只小鸟。亲戚们笑了起来，好像在动物园看动物表演。
姥几又喊“呷旯”。大姑端着空杯子去找水。二伯表情很知识分子，“看样子至少还要两三天，再喝水，这口气不知道要吊多久。”二伯母附和她的老公：“我翁妈（方言：奶奶）死之前，也是只喝水，拖了半个月才断气。”二伯是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毕业后分到国营酒厂，酒厂倒闭下岗后，就跟没上过大学的一样了，甚至更差，那份大学生的骄傲妨碍了他吃苦耐劳，反而没有大伯的一步一个脚印。只有爷爷还认这个，爷爷怕有知识的，他看重二伯的想法；二伯母又是天生的城里人，爷爷对她也另眼相看。
二伯母妖里妖气，眼圈涂得像熊猫，尤其爱穿动物皮草，一身羽毛，虎斑、豹纹、蟒蛇皮……据说有一次，她穿着貂皮大衣，被动物保护主义者揍了一顿，揍完发现她穿的假貂皮，又赶揍了她一顿。从此二伯母的梦想就是买一件真貂皮，这个梦想压得二伯直不起腰。据说二伯母趁二伯弯腰之际，和一个小厂老板去北方旅行了一趟，在那小厂里当过一阵秘书。那时候奶奶一边给我喂饭，一边跟爷爷聊二伯要离婚的事，眼泪直往下掉。奶奶天生不喜欢破碎的东西，可是，妈妈和爸爸离婚的时候，奶奶自己的心破碎了——幸好二伯和二伯母很快又甜蜜了。二伯母至今没穿上貂皮，她已经过了四十，她的儿子——我最小的堂哥，没考上大学，她现在操心的是，怎么攒钱给儿子买房子娶老婆。二伯的腰还没伸直，买房子这块大石头就压了上来，但这巨石是蜜糖做的，二伯有时还会伸出舌头舔一舔。
邻居们填补了最后的空档，屋里转不开身。姥几又喊“呷旯”。大姑挤不进来，茶杯转了几手，经过我的头顶，到大伯手里，大伯又递给爸爸。大伯和爸爸长得最像，瘦脸尖鼻子，遇到问题时眼睛眨得飞快，像在迅速翻书找答案。爸爸把水杯递给爷爷，姥几“跟死人一样重”，他一只手扶不动他。姥几的脑袋缩在油腻发亮的衣领中，水倒进他的嘴里，从嘴角溢出来——他咽得太慢了，也许是没力气。爸爸把姥几放平，他无牙的嘴张开，黑洞洞的，像一个壶口，爸爸知道怎么将水灌进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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