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语言
记得十年前刚来深圳时候，某日经过深圳一家健身院，看见有两行广告性质的大字——“潮流兴急费，齐来争人队”。端详寻思半晌，下半句大意可解，但上半句怎么也捉摸不出个究竟。进去向健身院的教练请教，教练支吾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并说自己“是北方人，大概那句话是‘香港话’”，让我去问台子后面收钱的老板。健身院老板很热情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告诉笔者：急费是英语KEEP FIT（健美、保持身材）的粤语发音。听毕，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港式洋泾浜英语的汉文翻译，呵呵自笑之余，不免又生出几丝中国人惯有的杞人忧天式的虑思来。
时下国内许多港式粤语和洋泾浜英语正不断侵蚀着普通话，使国语的纯洁性遭受严重损失。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些领流行潮流之先的歌星们以及地方台节目主持人嗲声嗲气拿腔做调地咬着舌头说港式普通话，使得许多年青人也争相仿效。在深圳有些小商场买东西，也时有商店小老板坑骗讲普通话“北佬”的事情发生，似乎讲普通话的就是初来广东打工的穷人语言，堂皇正统的普通话有时竟沦为二流语言，这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反观香港同胞，其学习普通话的热情令人钦敬，其努力认真之状实至感人之境。尤其是象张学友、刘德华、黎明这样所谓的“天王”级歌星在国际上接受诸如“亚洲最受欢迎艺人奖”之类的颁奖会上，无一例外皆用普通话致受奖词，演唱歌曲也全是清一色的国语歌曲。象上述几位以粤语歌成名的香港歌星肯定深知这一点——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人的语言是普通话。
笔者绝非对方言有成见。中国国土广袤，干万里内方言众多。老乡同里相聚互用方言讲话确实有亲情洋溢的动人之处，但普通话的推广确实是事关大一统国家的干秋大事，万不可以某地一时的经济发展而令当地方言成为时髦语言，更不应据此蔑视普通话。
中华疆土辽阔，确乎令我们有泱泱大国的自豪感。几干年来，使国家一直保持大一统局面的正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具有扭强生命力的文化。而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文字，二是语言。无论你人在广西、福建偏僻的山区，抑或海南白浪拍天的海滨，或是身处在新疆风情奇异的喀什，我们中国人都能用同一种语言相互沟通一一那就是普通话。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如果没有这种官方语言，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是难以想象的。
从历史上看，各朝各代无不以书同文、语同音为大一统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且多有严厉举措，如清朝雄才大略的雍正皇帝曾亲自下诏谕严令广东士去必须学习“官话”，否则不准参加科举（由此联想到香港拍的一些电视剧里面梳着大背头、头顶满清官帽的雍正皇帝仰头背手，用广东话慷慨激昂个不停，倘若雍正地下有知，大概又会气死一回）。唯一例外的是西晋灭亡之后流窜到南方的东晋朝廷宰相王导为了联络当地人的感情，不得不学会几句吴语，在用自己的胖肚皮贴云石棋盘的同时，同吴人官僚不尴不尬地说句“何乃洵”（棋盘真凉快呀）以示亲切。即使这种言不由衷的行为，仍受吴人的耻笑。
但当时的晋廷处于偏安之隅，此种示好之举也是无可奈何罢了。近读英国人庄士敦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康有为因国语讲不好，同光绪帝在语言上沟通困难，君臣两人往往面面相觑，相坐移时不能交谈数语。或许这种隔阂也是戊戍变法失败的诸多原由之一。而这种看似偶然性的细微情节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最终导致清末变法失败的必然。
言及对国家标准语言的推崇，我认为法国人的精神当值得借鉴。法国人每以法语的纯洁准确引以自豪，面对好莱坞轻浮英语文化的冲击，不惜立法以捍卫法国语言的官方地位和纯粹性。笔者一次到访巴黎，当我用英语问路时，一法国绅士用标准的英语回答说“I CAN’T SPEAKE ENGLlSH”（我不会说英语），当我改用结结巴巴的法语问路时，竟得到这位高傲的法国绅士有些过火的热情回报——他一面不厌其烦地慢慢用法语同我交谈，一面走了大约两公里的路带我到所要去的博物馆。虽然法国人的行为有些矫枉过正（如有些法国人甚至建议所有法国计算机网络语言改用法语），但从其崇尚本国标准语言的努力可以窥见其强烈的国家自豪感。
更有甚者，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也开设什么白话、潮州话的新闻节目，其目的，无非是广州、潮汕的大佬多是海外有钱人和巨商，原本出于统战需要，但是，这种“奉承”阔佬其实真正是一种很大的失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当时的台湾推广国语，使得台湾省本地人再也不能在语言上“去中国化”，否则，天天闽南话那么一讲，**分子就可以大大煽动当地百姓感觉不是中国人啦。如果谁在海外有钱，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什么地方的方言新闻，再过几十年，大概连河南话、天津话、四川话、湖南话、上海话、甘肃话等等，都会在我们国家的中央电视台大兴其道，后果呢，是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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