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时代的困惑
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万载。
这阕《烛影摇红》丽词，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际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时伤怀之作。绮楼盛境，帝国繁华，转瞬间皆成梦忆，不能不让人扼腕慨叹。
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
其实，欲望，绝非一个贬义词。人之所以为人，欲望乃基本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社会，从历史的经验上大体来讲，一向对“人欲”采取优容的态度。《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使是给后世人以刻板说教印象的理学宗师朱熹，他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原本的指向也只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并不是板着面孔训斥一般百姓去压抑基本的欲望。
明代以来，“童心说”“性灵说”“情教说”等哲学思潮，都在不断呼吁人们打破禁欲的桎梏，鼓励众生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并竭力尊崇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
可惜的是，抛开明代后期“非君抑尊”思想的进步意义不讲，明朝社会，自上而下，由始至终，爱恨骋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适，嬉乐贪欢，最终皆归并成为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的无限放纵。
个体性和社会性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放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网四布的统治欲，明成祖朱棣骇人听闻的杀戮欲，明英宗朱祁镇、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负责任的嬉乐欲，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钧财迷心窍的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乐欲，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时，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中，李善长以营党欲，朱高煦以篡夺欲，王振以虚荣欲，刘瑾以把持欲，严嵩、张居正以求权欲，魏忠贤以变态欲，李自成、张献忠以残虐欲，吴三桂以私情欲，无遮无掩、放荡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间狂暴地躁动，横溢泛滥，莫有止息。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
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己贱人”的放纵。此种纵欲，既非兼爱，又非尊身。各种人群在追求一己之利的同时，聚滴成潮，最终成为淹没一切的天下大害。
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纵观作为“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自负、好刚、使气、矜夸、孤傲、浮躁，成为其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即使在他们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戾气而不是霸气，是狂狷任性而非个性张扬，是浮躁阴鸷而非明朗任侠，是纵情放荡而非率性求真。
于是，在放纵之后，迷惘、孤寂、苦涩、失落、忧郁、凄苦一拥而上，理性与克制成为真空地带，道德感从社会人群中被抽离几尽。
内忧外患之中、网罗高张之下、酒醉金迷之间，危机日甚，直至于亡。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中所描写的人欲横流、穷奢极欲的社会现象，即使对于今天也极富警醒性：
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两百七十七年历史。明朝年代计算有多种说法。崇祯帝死后，南明有福王、鲁监国、唐王、桂王等政权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即可延至1683年。但从“大一统”观念看明朝，其终止年份应为1644年。
近三百年间，明王朝有它自盛而衰的过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变”（1449年）的八十余年间，为社会经济重构期；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经济自我修复和调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际到万历中前期，乃商业经济新变化、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末年（1644年）的半个世纪，乃社会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溃决期。
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在大多数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朝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的世界大舞台上来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造、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故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15世纪和16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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