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天子王莽
但凡庸人政治，有内忧，必有外患！
国内，王莽托古改制遭到了巨大抵触，而在帝国外部，也是风尘滚滚，狼烟四起。
王莽是个心迷大一统的皇帝。新朝建立之初，为了把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古书中的“四海”，他派使臣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土地，设立西海郡。
这个新建立为郡的广大高原区域缺氧，根本不适合居住。但为了使这片地区人口稠密得像一个大郡，王莽强制移民填充。人民不去怎么办？王皇帝就在国内增加五十条法令，都是苛刻的法律条文，人民动辄得罪，就产生了成千上万罪犯。这些犯人被流放的目的地就是西海郡。由此，形成数目庞大的强制性移民。此举，给王莽招来了国内人民对他最初的不满。
作为儒生，王莽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很早就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主要是以大一统为基础，以怀柔为辅，强行分化和瓦解对于新朝有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
元始元年（1年）正月，王莽通过益州官员，诱使西南夷向汉朝献白雉、黑雉，目的在于取悦太皇太后，同时把自己打扮成“周公”，造成“化流海内，远人慕义”的虚假印象。
新朝建立前后，王莽沉醉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思想，认为四夷不足吞灭，对于少数民族政权与新朝分庭抗礼的情况非常敏感。所以，当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因怨恨汉朝都护校尉而投奔匈奴事件发生后，王莽非常恼火，马上派中郎将韩隆等出使匈奴，强烈谴责匈奴囊知牙斯单于。软硬兼施，使者逼迫单于交出句姑和唐兜两人，最后当众杀掉了他们。
汉宣帝时代，汉朝曾与南匈奴定下协议，长城以南归汉朝所有，长城以北归匈奴所有，双方都不得接受对方投降者。句姑、唐兜事件发生后，王莽发现原有协议有漏洞，提出“造设四条”，以正式法规将汉匈以来的协议固定下来：“中国人亡人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
随后，王莽派人出使匈奴，向匈奴单于当面宣布了“四条”，要求他严格按照“四条”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向匈奴颁布了“四条”之后，王莽又采取多种措施，让匈奴囊知牙斯单于更名为“知单于”。其用意，就在于使匈奴单于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对中原王朝所处的“藩臣”地位。
建立新朝后，王莽在对各地少数民族政权大加赏赐的同时，还派人将新朝印绶授予那些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并缴收原来汉朝的印绶。但他派出的数路“五威将”，故意制造事端。无论是在东北的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还是西北的西域，王莽派出的使者，把当地国王统统降格为侯，同时言语傲慢，对受封首领表现出蔑视和歧视。
对于匈奴，王莽实际上最为重视。他特派五威将王骏率领甄阜、王飒、陈饶、帛敞及丁业等六人，携带大量金帛，前往北地赏赐匈奴单于，要求单于交出从前汉朝颁发给他的“匈奴单于玺”的印章，并重新授予他“新匈奴单于章”。
单于当时垂涎王莽送给自己的宝物，没注意新朝印信的文字内容。等他得知了自己的印从“玺”变为“章”后，特别不高兴，想追回汉朝旧印玺。结果，新朝使臣收缴后怕夜长梦多，马上砸碎了旧玺。单于无奈，只得自认倒霉。过后，他向新朝索要玺印，遭到拒绝后便怀恨在心。不久，他就派手下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多名将领，带领万名骑兵来到朔方塞下，威胁要攻打新朝。
始建国二年十二月，王莽又别出心裁，把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服于”，这种举动，就完全属于侮辱性质了。同时，为了耀武扬威，王莽发数路大军几十万人出击匈奴。从此，沉寂了几十年的北方国境，终于狼烟重燃，本来已经降附汉朝的匈奴，再次成为新朝的敌人。
对于王莽这种无事生非的举动大儒王夫之总结得最好：
（王）莽之召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
贬西域诸国王为侯以后，王莽多次无故侵侮诸国，下令断绝西域诸国与内地的交通。后来，由于新朝和匈奴闹翻后，王莽派使者征高句丽兵去打匈奴，逼得高句丽侯率众逃遁。
后来，王莽派人诱杀高句丽侯，侮辱性地改高句丽为“下句骊”，激使高句丽、夫余诸族也开始成为新朝的敌人。
此外，属于西南夷的句町国，国君本来在汉昭帝时代被汉朝封为王。王莽却把句町王降格为侯，还派人诱杀了句町王。天凤三年（16年），王莽发动二十万人出击句町，兵士死亡约十分之六七。至此，西南地区各夷族不甘侮辱压迫，纷纷起兵反叛新朝。
可见，王莽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他采取的降王为侯、改变旧印、单于更名及离间匈奴等离奇古怪的做法，引起了边疆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普遍不满。而后，他又骄狂自大，轻率动用武力，最后导致边境冲突不断升级，使得数十万新朝大军长期陷于边疆地区无法自拔，耗费国家人力物力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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