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政变”闹剧
苗傅、刘正彦
中原涂炭，身在扬州的高宗赵构并不介怀。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他下诏让官员先奉元祐皇太后以及后宫、皇子等人到杭州，为自己起行做准备。同时，他正式任用黄潜善、汪伯彦两个奸贼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并高兴地对二人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
奸君奸臣，气味相投似胶漆。
金军的速度奇快。转年三月，粘罕大军已直指扬州，转眼就攻至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当时，高宗皇帝正搂着几个美女在床上天地一家春。扈卫将忽然闯宫，报告说金军近在咫尺，吓得高宗肾惊脑骇，落下了阳痿的残疾，丧失了生育功能。
仓皇之间，赵构仅带数骑，逃过长江。日后有好事者渲染，神祠中泥马显灵渡赵构，即“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此种无稽之谈，宋朝的官方和民间皆津津乐道，以突出高宗的正统性。其实，高宗过江，是狼狈不堪的逃跑剧。
金人铁蹄迅猛，扬州一片混乱，宋朝军民死伤无数。高宗赵构，深恨一直劝慰自己周遭太平的黄、汪二人，把二人罢相，转任朱胜非为右相，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三军副总司令）并兼御营都统制（御林军司令）。
王渊，字几道，熙州人，善骑射，有智谋，早年击西夏国、破方腊，均有战功。靖康之变后，是最早投附赵构的军官之一。后来，他任制置使，率宋军为赵构去东南打前哨战，剿平了江南不少股乘乱而起的盗贼。但是，金军攻扬州，王渊主管江船，误了宋军渡江大事。
高宗赵构原本想逃至江北的镇江暂避金人，群臣亦以为然，唯独王渊力争，认为临安（今浙江杭州）有“重江之险”，是日后南宋定京杭州的决策者之一。
扬州败后，王渊理应被责罚，但因为他与康履等高宗宠信的宦官关系好，反而被升官，诸将怨愤。为了平息众怒，高宗收回对他“签书枢密院事”的任命，仍让他担任禁卫军都统制之职。
高宗驻跸杭州，以杭州为行宫，基本上决定在此地待下去。为了做样子，他下诏“罪己”，大赦天下，“放还士大夫被窜斥者，惟李纲不赦”，目的在于“罪（李）纲而谢金（人）也”。都什么时候了，被金人追着屁股撵杀，还念念不忘讨好金人，高宗君臣确实混蛋。
很快，杭州发生戏剧性的一幕，于高宗赵构而言，险过剃头——此幕重头戏，以禁卫军军官苗傅、刘正彦为主角，史称“苗刘之变”。
苗傅，上党人。其伯父苗授在元丰年间曾为殿前都指挥使，应该说是武将世家。靖康乱起，苗傅与张俊、杨沂中等人首归康王赵构。刘正彦也是将门之子，其父刘法死于宋夏战争（当时，刘法被童贯大公公逼迫出战）。所以，刘正彦是正牌“烈士后代”。
王渊曾在刘法手下当过差，为了报答当年老上司对自己的恩德，他推荐刘正彦入朝。刘正彦能干，在讨伐巨贼丁进的战斗中立了大功，后随苗傅一起统掌御林军。高宗从镇江跑到杭州，当时诸大将如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人皆被外派把守险要地点，扈卫皇驾的只有苗傅等人。
王渊从扬州败退之际，不派人用大船运兵，反而运载十多艘大船的私人财物，浩浩荡荡驶进杭州靠泊。百姓愤怒，皆指着大船道：“船上的东西，都是王渊平时掠积的富人财物！”
高宗身边的宠信太监康履、蓝珪等人专恣用事，肆作威福，兵荒马乱仍大讲排场，在岸边赏观钱塘潮，供帐遮道，惹得民怒沸腾。
苗傅本人自负有扈卫之功，眼看王渊青云直上，他自然心中不忿。刘正彦虽受过王渊提拔，也抱怨自己功高不赏，手下亲军又为王渊所夺，心中也恨。
于是，二人密议，引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人趁机起事。王世修、王钧甫等人皆是燕地人，出身“赤心军”地方武装。起事前，这几个人派人到诸营传话：“如果杀掉王渊和内侍宦者，人人可富，朝廷法不责众，大家肯定没事。”
本来军士就恨宦官，皆咬牙切齿地表示响应。
转天，苗傅、刘正彦在城北桥下率兵埋伏。王渊退朝，骑马经过，桥下伏兵忽起，王渊虽武将出身，但事起仓促，一身武艺也使不出，被众兵踹于马下，指责他要与宦官们一起谋反。惊愕之间，王渊于人群中看见自己荐拔的刘正彦，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忙喊“老刘你替我说句话”。刘正彦大步上前，抽刀就把王渊脑袋砍下，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一不做，二不休，苗、刘二人指挥8000禁卫兵，四处捕杀宦者，凡无须者尽杀之，不少杭州本地人荷尔蒙分泌不旺没长胡子的，也被糊里糊涂当宦者杀掉。
当天，宦者被杀百余，太监康履趁乱逃入内宫。
得手后，乱兵们把王渊首级悬于长矛之上，直朝高宗所在的皇宫而来。
守门的中军统制吴湛本来就是苗傅手下，他一边开大门放入乱兵，一边派人向内殿的皇上报告：“苗傅不负国，只为天下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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