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失：浴血苦战的迷惘
早在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年底，忽必烈在清除了蒙古诸王的反抗势力后，采纳汉人郭侃的建议，准备大举兴兵灭宋。灭宋的关键第一步，就是先要攻取南宋最重要的军事堡垒襄阳、樊城（今湖北襄阳）。于是，忽必烈派大将阿术主持侵宋攻打襄阳事宜。
忽必烈下定灭宋的决心，最主要的进谋者倒不是郭侃，这位秀才的建议只属“纸上谈兵”的范畴。南宋降将刘整，才是为忽必烈出谋划策的真正主心骨。
本来，蒙古内部多事，众大臣廷议，并未通过伐宋之谋，正是这位刘整以言相激：“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
一席话，说得忽必烈雄心大起，大呼“朕意决矣！”定下灭宋战略。
通过这位前南宋骁将，忽必烈尽得南宋国事虚实，南伐之谋益决。不仅仅向蒙古君臣详细通报南宋的山川形势和内政详情，刘整还懂得“魔鬼在细节”，亲言于忽必烈道：“南人（南宋）唯恃吕文德能战，然此人可以利诱。请主上派人向他贿以贵重玉带，争取能在襄阳城外置榷场。”
吕文德如此大将，得到价值连城的玉带后，贪图能从与蒙古人的交易中取利，同意蒙方在樊城附近设置榷场，一时间全然忘记南宋与蒙古处于准战争状态。
蒙军不敢怠慢，趁宋人不备，在鹿门山筑土墙，外通互市，内筑堡垒，实际上不费一兵一将，便一举在襄阳与樊城之间设置了有阻碍作用的军事堡垒和工事。
待吕文德醒过味儿来，已经无可奈何了。
见一计已成，刘整又向忽必烈献策：“攻宋方略，应先从襄阳下手。本来我军先前已得襄阳，弃之勿守（宋朝于1239年收复襄阳），使南宋得以筑为强藩。如得襄阳，自可浮汉水入江，定能一举平灭宋国。”
刘整此计，真乃一剑穿心之策。襄阳、樊城处于南阳盆地之南，岘首山交峙两边，汉水流于其间，东可至江淮，西面临关陕要地，不仅控扼南北，又跨揽河南、湖北两地，为南宋边陲最重要的军事重镇。
蒙古大将阿术得旨，率大军于白河口设置堡垒，用以断绝南宋增援的粮道。
吕文德之弟吕文焕闻讯，大惊失色，忙遣军卒化装持蜡书驰报吕文德。
吕文德大怒，对弟弟派来的送信人骂道：“你不要妄言敌情以希功赏，即使蒙军真派人在二地筑城，也是虚筑的假城。襄阳、樊城城池坚深，兵储粮草可支持十年，有何可惧！你回去告诉吕六（吕文焕），但坚守樊城，假若刘整狂妄发军来攻，待春水一至，我自将大军攻之。恐怕我本人未到，刘整届时率蒙军早已遁逃！”
如此昏庸短识，识者闻之窃笑。
其实，在白河口筑城，是刘整与阿术两人一拍即合的计议。刘整认为：“我们精兵劲骑，在陆上所向无敌，唯水战不如宋军。如果我们造战船，练水军，则敌失所长，必为我擒！”
因此，在赶筑白河城的同时，刘整为新主子紧忙活，督建5000艘精舰，练水兵7万人，日夜操训，雨天不能出练，他画地为船，教习蒙古诸将。刘整为蒙古可谓用心良苦。
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樊城，在鹿门筑城，以为长久相持之计。
这一年中，宋将张士杰率兵与蒙军战于樊城的赤滩圃，宋将夏贵在新郢进袭蒙军，宋将范文虎在灌水滩与蒙军交战，但三人均遭败绩。
张士杰乃范阳人，与蒙古的汉人鹰犬张柔是同族，并曾在其手下做事。张柔叛金投蒙后，张士杰跑到南宋，为吕文德所荐拔，在鄂州守战中跟随宋将高达屡建战功，又随贾似道入黄州，在青草坪一战中也出过死力。
老将夏贵就是当初骗杀韩侂胄的那位殿中武将，当时他还只是个御林军中下级军官。日后史弥远搞宫廷政变，拥立本不应继承皇位的宋理宗，当廷狠按本是皇嗣的济国公赵竑向新帝下拜的，正是这位夏贵。虽是“帮凶”出身，夏贵也不乏战场经验。
至于范文虎，乃贾似道女婿，草包一个。
年底，吕文德病死。老吕临终深恨自己当初贪小便宜允许蒙军设置榷场，死前常抚床长叹：“误国家者，我也！”后悔药没得吃，忧愤而死。
转年，即咸淳六年（1270年），宋廷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军赴援襄阳、樊城。本来，夏贵、范文虎接连大败，听闻新帅上任，范文虎怕李庭芝破敌立功自己脸上过不去，忙写信给老丈人贾似道：“我将兵数万入襄阳，希望不要让我受李庭芝节制指挥，如此，大功告成后，则全归恩相您一人！”
贾似道私心重，很希望女婿给自己争脸，出诏命范文虎一军横亘于中，不给李庭芝与蒙古军交手的机会。
而范文虎呢，并非真想打仗立功，天天与妓妾、食客们击鞠饮宴为乐。
这一年年底，蒙古大将张弘范很有计谋，苦思冥想之后，经过详细的实地考证，他向上司史天泽建议：“我们大军包围襄阳，一直围而不攻，本意是想坐待襄阳粮绝人疲使其自毙。但江水有规律地上涨，宋将夏贵时时可以派遣战船趁涨水时运粮入襄阳，况且襄阳通往江陵、归州、峡州等地的通道畅通无阻，宋兵可以往来轮休，困毙之策显然不成。现在，我们应该在万山筑城以断其西，在灌子滩立栅以断其东，如此，才可断绝襄阳城对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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