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与中央的角力
立宪派与督抚们“民主”演练中爆发的怨愤
“风雨欲来”这四个字，最适合形容清末的政治气候。
在那个急剧转型的社会变动时刻，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是晚清宪政改革派日思夜想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久以来一直专制而封闭的政治体系来说，渐进的改变，可能比突然的灭亡还要痛苦！
“现代化”这个词语，由于诸多亚洲国家的失败，往往让人们对这个极具西方色彩的概念产生退避的情感。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逐渐被取代，机械技术蔚然成风，理性与世俗的观念深植人心，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其间，工业化、民主化、都市化、世俗化、教育普及化以及传媒的大众化，都会有规律地发生。
仔细推究，在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如称之为“政体发展”更为确切。因为，“现代化”这个词外延太大，太容易引起误解，正如柯拉科夫斯基（L.Kolakowski）所言，“现代化”一词，根源是生物性的生存时间，每个时代的人，都可自称为“现代人”，把他们自身的问题视为“现代问题”。而“政体发展”，能有效避免这个字眼在词汇学方面引起的困惑。
政体发展的基础，是民族国家政治方面的首先现代化，亦即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简单说，就是人民有权参与公共事物的处理。当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整体发展的结果有时候事与愿违，可能会在某个时期导致政治的衰退，会带来政局动荡、腐败贪污甚至是军事独裁情况的出现——即便如此，这都应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是必须要缴纳的巨额“学费”。只要最终结果符合预期，一切都是值得的、令人期待的。
政体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治文化的崭新世俗化；第二，政治结构和政治分工的复杂化、专门化和自主化；第三，政府控制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我们知道，政体的发展，是传统政治当局在外在压力下开始的。在这种变化中得以稳定的政治体系的发展，政府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力逐渐得到增强，与当时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进而提高社会的普遍教育程度，提升文化价值的新观念，并衍生出一种极善于妥协的民主意识。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这，也就是美国学者科恩所言：“寻求不偏不倚的解决办法，使得冲突各方都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满意。”（《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现代化蹒跚而痛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莫过于“宪政改革”。在一种宪政体制下，先前那种“受命于天”的传统上层统治，应该变成一种普通大众都能广泛参与的集体政治统治模式。
在这种以宪法为依据的政治范式中，最高统治权威，不再是口含天宪的“天子”，而是宪法和法律。“朕即国家”的武断、粗暴和随意性，都会被降到最低的限度。
一般而言，宪政体制包含下述几种含义：
第一，人民的基本权力得到保障，诸如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方面的自由；第二，政府会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即“有限政府”的原则的实现；第三，各个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第四，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个权威政府对国家的有效控制。
评价宪政改革结果的标准很简单。首先，要看那个国家的人民权力和政治自由是否得到提高和保障；其次，审查那个国家的政府横向结构的分立情况（三权分立）以及纵向结构的分权情况（地方自治的保障）；再次，就是通过制度模式加以验证，亦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比如，英国是“协定立宪政体”，美国是“民主立宪政体”，德国、日本是“钦定立宪政体”——从“立宪政体”前面两个字的定语形容词中，可以看出那个国家立宪程度的发展情况。
当然，有一个具体前提，我们首先要清晰，专制国家的“西化”，不一定带来纯粹的进步。对此，托洛茨基曾经讲过：“落后国家通常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知识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亦步亦趋，重复历史上的所有阶段……当然，中间步骤不是绝对可以省略的。跳跃的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能力。再者，落后国家在借鉴外来成就、使之适应自身较原始的文化时往往会使这些成就打折扣。因此，这种吸收过程就具有了自相矛盾的性质。例如，彼得一世引进某些西方的（主要是军事和工业方面的）技术和训练方法，却导致了作为基本劳动组织形式的农奴制的强化。欧式军备和欧洲的贷款——二者无疑是一种‘高级’文化的产物——却导致了沙皇制的强化，从而反过来阻碍了俄国的发展。”（《俄国革命史》）
几种借鉴的范式
在19世纪末期，由于西方国家殖民化的迅速发展，随着工业文明浪潮的铺天盖地，“现代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中国最值得借鉴的国家，无外乎以下五个：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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