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无精舍 今夜宿谁家
元帝国最后的诗人们
人，诗意地栖居。这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梦想。
当大明旗帜在中原和江南各个城市的角楼上飘扬、“四种人”的种族压迫消失、“九儒十丐”的轻蔑成为历史旧事之时，依我们当代人有限的想象力，会认定挣脱桎梏的诗人学者们会欢天喜地投入汉人坐江山的大明政权，以无上的热情和干劲去讴歌、建设这个“新时代”！果真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朱元璋出于那种变态的“穷人乍富”的严酷天性，信手撒出漫天的罗网，对士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疯狂摧残。
元朝自元成宗以后，城市经济恢复生气，工商业繁荣（虽然是种虚假的繁荣），而且统治者在文化上基本不加限制（上层蒙古贵族集团不大在乎诗文曲赋，多数人根本不懂汉语），所以才造成元代戏曲、小说等“流行”文化与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学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
元末的战乱，使得本来生活趋于安定的汉族士人阶层忽然之间又被抛入动荡乱离的深渊。处处是战场，到处是杀戮，惬意、雍容的闲适平静，被“乱臣贼子”们的舞刀跃马完全摧毁。
“新朝”大明用铁腕统治着一切，刀锋和矛尖不断指向士人，谁不就范谁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统治者这种完全病态的疑心病，使得文人的生命如齑上露、草上霜，在专政的烈阳下刹那间凋零、蒸发。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为了报复同张士诚等人争斗时吴地地主阶层的政治偏向，朱元璋在向江南加赋的同时，强制迁出几乎所有的吴中富户，这种变相的流放，实际上是对“富人阶级”的真正惩罚。推而广之，朱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海禁，不遗余力地打击商业活动。而与“世道人心”相关的文人士子，自然也是他朝思暮想所要“处理”的主要对象。
正因如此，元末明初有许多文人在心理上仍然认同元政权。而且，时光流逝百年，即使身处江南地区的士子南宋末年那种激烈的民族情绪也逐渐黯淡了。所以，当他们面对明王朝汹汹而来的镇压浪潮，文人们只能在心中哀叹：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元末文学大家，除杨维桢、丁鹤年、倪瓒等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保全首领而死之外，包括“吴中四士”高启、杨基、徐贲、张羽以及能文能画的大才子王蒙等全被新朝以“莫须有”之罪分尸切首。这些已经归顺的文豪们，仍旧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沙石泥砾一起成为明帝国奠基的堆砌物，抱恨泉壤。
下面，笔者择其要者，以人言诗，以诗言史，最后回顾一下在那个硝烟四起、兵戈耀日的杀戮年代中文人们的微弱声音。
“铁笛道人”乃诗雄
杨维桢
杨维桢，字廉夫，号梅花道人、铁笛道人、铁崖、铁史等，浙江诸暨人。今天知道杨维桢的人少之又少，大概只有研究文学史、诗歌史的学者对他有一定的研究和好奇心。
但是，在元末和明初，杨维桢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两三代人，他的“狷直傲物”、他的“志过矫激”，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杨维桢生的是时候，也不是时候。之所以说他生正当时，乃指他刚满十八岁时，正好赶上元仁宗在全国开科取士。欣喜之下，年轻的杨维桢在铁崖山中筑“万卷楼”，苦读数载，于泰定四年入大都应试，一举二甲进士及第；之所以说他生不逢时，是因为他中晚年正遭逢江南乱起，后半生颠沛流离，心惊肉跳。
进士及第后，杨维桢的仕途并不太顺利，在天台县尹任上只干了三年就因故免官。回家隐居几年后，才得到绍兴路钱清场盐司令这样一个有实惠的官职。食俸捞银五年，先后因父母逝世守孝回乡。孝满出山，无官可补，杨维桢在杭州附近的城市间往来穿梭，以教学卖文为糊口之资。
至正十年（1350年），他好不容易弄了个杭州司务提举的官职，但不几年张士诚就攻陷杭州，继而朱元璋军队节节进逼，江南大乱，他只能逃入富春山避难。后来，张士诚受元廷招安，杨维桢才敢回松江居住。他在当时广收生徒，授学解惑。
明初，朝廷网罗各地“人才”，杨维桢也在名单中。有幸的是，他刚到南京不到三个月即患肺炎，终能以病辞官，回家后不久即病死，终年七十五岁。
杨廉夫晚年居松家，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乘大画舫，恣意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时人有诗曰：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解杨夫子，变成江南散乐家。（《归田诗话》）
可见，杨维桢晚年在张士诚统治下还过了几年潇洒风流的好日子，明末清初的李渔，估计正是仿效这位戏坛前辈的所作所为。
杨维桢诗歌风格奇特，有李贺之奇峭，又有李商隐之绮靡，当时号称“铁崖体”，形成元末明初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歌流派。所谓的“吴中四士”创作风格，皆属于铁崖体，四个人也均以杨维桢为精神领袖。
后半生虽处于乱世，杨维桢却以“竹枝词”清新之句与“乐府诗”复古雅诗一显于当时。其“诗歌乐府出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剪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四库全书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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