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宋神宗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他对王安石是支持的、信任的。然而这并未能减轻王安石身上巨大的压力，随着变法运动的推进，王安石面对种种责难，越发孤立无援。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两年后跻身宰相。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王安石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栈恋权位，只是一心希望国家富强，遂于熙宁七年（1074）上书称病辞职。宋神宗一再慰留，但王安石去意已决，连上六表求辞。神宗皇帝最后没办法了，只得同意。不过新法并未因此中断，在韩绛、吕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仍然不屈不挠地得到推行。
一年后（1075），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然而，二次入相对王安石来说，徒留伤心回忆罢了。反对派的攻击依然如疾风暴雨般袭来，而新法集团却已不是铁板一块了。改革派的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改革派人物都像王安石那样高风亮节，有些人纯粹就是投机分子，投皇帝所好，把变法视为求取功名的途径。改革派分裂了，王安石与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分道扬镳。更要命的是，宋神宗对王安石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在变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皇帝与宰相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分歧。不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还遭到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压力，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已是心力交瘁。而在此时期，王安石的长子又去世，令他更加孤单与悲戚。熙宁九年（1075），复相后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递交辞呈。宋神宗虽仍极力挽留，但王安石还是毅然退出中枢。
王安石主持变法，总计六年。新法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而中止，应该说，宋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是坚定不移的，从这点看，他堪称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最有改革进取精神的皇帝。
尽管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同程度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他们也只是反对其政策，对于其道德操守、学问文章，仍然充满敬意。譬如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司马光曾在私人书信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后世学者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试录于下：“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尽管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差强人意，但还是取得一定成效。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就是王韶开河熙之地。
在宋神宗即位前后，宋夏再度爆发战争，西北局势紧张。熙宁元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王韶上了一道“平戎三策”的奏章，他写道：“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这个战略主张就是先收复河湟，令西夏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扭转与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个战略，与西汉时张骞的“断匈奴右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韶乃是宋代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曾经考科举不中，索性游历陕西，这不单纯是旅游，更是细心地了解西北边疆的形势。在若干年后，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成了西北问题的第一流战略专家。这份奏章令宋神宗暗暗称奇，特地召王韶前来询问边事方略。
熙宁四年，在皇帝与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被任命为主洮河安抚司事，经营河湟。河湟谷地在汉、唐时就是一块战略要地。东汉时，汉与西羌多次争取河湟谷地；到了唐朝时，河湟谷地则是唐与吐蕃的一块主战场。宋朝与汉朝、唐朝相比，帝国土地面积小了许多，如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之手，河西走廊落入西夏之手，而战略要地河湟谷地则被控制在西蕃手里。
王韶抵达秦州后，先招抚了西蕃俞龙珂所部十二万人。有意思的是，俞龙珂之所以愿归附宋朝，乃是因为他是包公的粉丝，十分仰慕包青天的人品。归顺之后，他甚至向宋神宗提了一个请求，要求皇帝赐“包”姓，与偶像包青天拉近距离。
俞龙珂部归附后，王韶乘势西进，进攻西蕃诸羌部落。王韶有谋有勇，宋军的进攻遇到诸羌的顽强抵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韶亲自披甲上阵，力挽狂澜，竟然奇迹般地反败为胜，并且占领武胜，建镇洮军。宋神宗下诏，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熙河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王韶升任经略安抚使。王韶开疆拓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很快，他又进攻河州，河州酋豪瞎药投降，宋神宗同样给他赐“包”姓，看来包公的威名真是驰名中外、饮誉东西啊。
到了熙宁六年，王韶的军队接连收复河州、岷州、宕州、洮州、叠州，进军一千八百里，斩敌数千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可以说，在大宋历史上，王韶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一位将领，他的伟大成就令宋神宗大喜过望，战后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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