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傅、刘正彦两人在军中有一定威望，对王渊、康履的蹿起十分恼火，便密谋干掉这两个家伙。苗、刘二人先是埋伏一支军队，在王渊退朝后，在半途将他杀死。而后率军杀到行宫，抓住康履后，立刻处死。苗傅、刘正彦敢公然造反，自然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控制行宫后，强迫宋高宗退位，传位给皇太子，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
这个宋高宗原本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叛军的剑戟之下，焉敢讨价还价，遂宣布逊位。这时皇太子还只是个几岁大的孩子，不消说，大权就落在苗傅、刘正彦二人手中了。
宋高宗的退位诏书发往各地，平江留守张浚怀疑皇帝被叛臣胁迫，遂联合吕颐浩、韩世忠、张俊（张俊与张浚是两个人）、刘光世等人，共同起兵勤王。
勤王军很快杀向杭州，苗傅、刘正彦哪里抵挡得住，几回合下来，便落荒而逃。吕颐浩、韩世忠等将领率军进入杭州，杀死苗傅与刘正彦，平定了这场政变。这次政变前后只持续了一个月，宋高宗在被迫退位后，又一次坐回皇帝宝座。
平乱诸功臣都得到升迁。吕颐浩迁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光世为御营副使，韩世忠、张浚为御前左右军都统。
想想这位皇帝也够倒霉的。
在扬州被金兵追着屁股跑，在杭州又被手下的将领拉下皇帝宝座，可以说一路上没好日子过。如今金兵退去，乱臣伏诛，他总算得以平静一段时间了。当初他逃到杭州时，并没想把这里当作国都，因此他又选择了一个地方：江宁。
建炎三年（1129）五月，宋高宗来到了江宁，并把江宁改称为建康府。事到如今，皇帝还是念念不忘投降，只要金人大发慈悲，给他一块清静之地，他就知足了。为了让金人满意，他索性面子也不要了，尊严也不要了：我当金国的藩臣，这样总行吧。
宋高宗派使臣洪皓到金国议和，宣布愿意去正朔尊号，就是说不用皇帝称号了。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你越软弱，只是越让敌人瞧不起而已。一向轻视宋人的宗翰又一次把宋使扣押了，在他看来，一只狼是绝不会与一只羔羊谈判的。在金人眼中，南宋广袤的土地，乃是上苍赐给金国的礼物罢了。
既然和谈不成，宋高宗也不得不做好应付敌人再度入侵的准备。这个时候，勤王有功的张浚乘机上书皇帝，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张浚认为，中兴要计，当自关、陕为始。关、陕尽失，东南亦不可保。张浚自告奋勇地说：“臣愿为陛下前驱，肃清关、陕。”事到如今，宋高宗也只能同意了，遂任命张浚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张浚动身前往川、陕，走的时候他带走了一个人：八字军的领袖王彦。
朝廷既有像张浚这样勇于任事的人，也有浑水摸鱼的人。就在张浚从后方奔向前方时，东京留守杜充却借口粮草不足，擅自离开东京开封，返回建康。令人惊讶的是，宋高宗不仅未加责罚，还让他充当江淮宣抚使，领兵十万守建康。
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宋高宗尽管派张浚经营关、陕，又在建康陈兵十万，摆出一副守土捍疆的姿态，实则骨子里的投降主张从来没改。他甚至给金国统帅宗翰写了一封哀求乞怜的信，几乎连一丁点儿的尊严也没有，我们且来看看片断：“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
这封信的唯一作用，是让金人无所顾忌地对南宋发动史无前例的大进攻。
金国此番南征，以四太子兀术为统帅，动员了辖下蕃汉之师，南侵兵力之多，为历年来之最。南宋帝国的防御线，再次轻而易举地被全面突破。
建炎三年（1129）九月，金兵攻陷南京应天府。十月，兀术兵分两路，一路出击江西，一路出击浙江。自战争爆发后，宋高宗自然没有勇气待在建康，他一下子又逃到杭州去了，还把杭州改为临安府。岂料兀术获悉高宗去向，便分兵前来，想要生擒大宋皇帝。高宗在临安刚待了七天，发现大事不妙，赶紧撒腿便跑，窜至越州（绍兴）。
在宋高宗一路狂奔之际，金兵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宋高宗寄希望于建康留守杜充，他手握十万大军，应该可以抵挡一阵吧。孰料建康根本就没有像样的保卫战，在兀术的利诱下，杜充投降了。其实说来也不奇怪，有投降派的皇帝，就有投降派的臣子。建康失守，兀术的金兵长驱南下，高宗皇帝又慌了。
正如高宗皇帝自己说的：“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天地茫茫，他能往何处去呢？这时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吕颐浩建议说：“万不得已，莫如航海。敌善乘马，不惯乘舟，等他退去，再还两浙。敌出我入，敌入我出，这也是兵家奇计呢。”好一个兵家奇计！在解放战争期间，红军也有“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之战术，那是积极主动的防御与进攻。而对于一千年前的宋高宗而言，纯属逃跑主义。高宗一听，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便逃往明州（浙江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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