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的强硬立场，令金世宗勃然大怒，遂派遣蒲察徒穆、萧琦等将领分别屯兵于虹县、灵璧，积粮修城，做好南侵的准备。
看来宋金之战，势必还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张浚入见皇帝，力劝宋孝宗移驾建康府，鼓舞士气。他分析说：“金人秋必为边患，当乘其未发攻之。”不能被动挨打，应该先发制人。与宋高宗相比，宋孝宗恢复中原的决心是比较大的，他对张浚说：“公既锐意恢复，朕难道独甘偷安吗？”于是决定出师渡淮，北伐收复中原。
由于当时金兵重兵屯于虹县与灵璧，进攻这两处据点便成为北伐的首要目标。时任淮西招抚使的李显忠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建康都统邵宏渊献上攻取虹县、灵璧二城之策。张浚便派遣李显忠出濠州攻灵璧，而邵宏渊出泗州攻虹县。
隆兴元年五月，众人翘首以盼的北伐开始了。
由于张浚战前工作做到位，北伐伊始，进展十分顺利。
李显忠渡过淮河后，金将萧琦率领精锐骑兵拐子马来战。北伐军士气如虹，大破金兵，进而收复灵璧。李显忠率军入城时，秋毫无犯，中原百姓风闻王师北伐，纷纷前来投奔。不久后，金将萧琦向李显忠投降。
邵宏渊在进攻虹县时，则遇到金兵顽强抵抗，久攻不克。李显忠便令在灵璧投降的金兵前往向虹县守军劝降，告以利害祸福。在李显忠的心理攻势下，金守兵军心瓦解，守将蒲察徒穆也放下武器投降。
尽管首战告捷，但宋军内部却出现不和谐因素。邵宏渊本是主攻虹县，但功劳却被李显忠抢走了，他心里不是滋味。再者，当时邵宏渊军中有一名士兵违纪，被李显忠处决，这更令他感觉没面子。于是邵宏渊与李显忠两员北伐主将之间出现了裂痕。
拔取金兵两城后，北伐军再接再厉，挥师进攻宿州。李显忠再度发威，大败金兵，追击二十里，克复宿州。当宋孝宗得悉此捷报后，大为鼓舞，他写信给张浚，称赞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不过，宋孝宗高兴得太早了。
宿州失守后，金国很快组织大军反扑，出动十万步骑兵欲夺回失地。李显忠邀邵宏渊夹击金兵，但邵宏渊却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在李显忠与金兵血战时，邵宏渊居然还和部下说风凉话：“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战乎？”试想想，主将都袖手旁观，将士哪有死战之心。李显忠孤军难敌金重兵集团之围攻，便连夜撤军到符离。金兵追至此，宋兵大败，军资军械损失殆尽。幸亏金人没有乘机南下，否则的话，宋军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张浚主持的北伐就这样草草而终。
南宋发动的这次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时机选择不对。宋孝宗在对金态度上，较宋高宗为强硬，但上台之初尚且在和战之间犹豫，错失利用金国内乱的良机。当张浚北伐时，金世宗的统治已经稳固。
其二，北伐的规模有限。在此之前，朝廷刚刚命令吴璘放弃西北三路十三州。吴璘是南宋将领中屈指可数的令金人畏惧的名将，没有他在西北牵制金兵，北伐的威力大打折扣。与完颜亮集六十万兵力从海陆大举南征相比，南宋的北伐只是小打小闹，进攻方向单一，故而符离一败，北伐便宣告失败。
其三，南宋荒于兵事已久，军队战斗力低下，特别是中兴名将陆续谢世后，高级将领青黄不接。更有甚者，像邵宏渊这样的将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综合以上三点，南宋北伐，无天时（错失金国内乱之机），无地利（放弃西北十三州），无人和（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安得不败！
北伐失败后，朝中主和派乘机大肆攻击主战派，把北伐收复中原的主张诬为“邀功钓誉”，身为皇帝的宋孝宗处境尴尬，进退两难，只得下罪己之诏称：“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为了平衡主和、主战两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与主战派领袖张浚同列为相兼枢密使，可是这么一来，朝廷完全陷入两派混争之中，乱得不可开交。
在中国历朝中，宋代政治较为清明，但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向来有党争的传统。本来朝中大臣意见不同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论事，把争议限制在问题本身，在国家利益上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两派尚有妥协合作之机会。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主战派多是拳拳爱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满腔热情，但此时已非岳飞的年代，南宋军队积弱难返，要提升战斗力绝非旦夕之功，欲收复中原，尚须深谋远划。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主和派单纯认为是投降派，像秦桧这样的卖国贼毕竟不多，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针对时弊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政治立场上的争论，往往变成意气之争，变成对人而不对事，党同伐异。主战派攻击主和派是卖国求荣，这不完全是事实；同样，主和派攻击主战派是贪功邀誉，更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双方争议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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