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对下层百姓的统治相对比较仁厚。尽管有些皇帝统治时，民愤很大，比较说宋徽宗时期，激发了方腊大起义。但总的来说，多数时间里，朝廷还是比较宽厚的，就这给民众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间，能竭尽所能去寻找出路，创新意识以是为开端。比如说，铜钱铁币不好使，交子便应运而生；丝绸之路断绝，便开辟海上贸易等。这些创新，都始自民间，然而与政府的支持也分不开。如交子在朝廷认可后，才成为真正的货币；对待海上贸易，朝廷也没有采取明清的海禁政策加以制止。因此，民间经济才能迸发出无限的活力。
那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何以宋朝国力却不强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前面变法内容中就提及了。一方面，经济繁荣，国家却不富，这是很矛盾的事情。钱都到哪去了呢？冗禄、冗官、冗兵，还有每年支付给辽、西夏、金的岁币，以及战争赔款，战争支出等。另一方面，宋朝制度内重外轻，强干弱枝，以致法久生弊，积重难返，通过变法手段也难扭转。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外，其他宋朝皇帝都难以称得上是雄才伟略，多数皇帝只知守成，而绝少开拓。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国力不强的局面。
对于宋代，国外许多汉学家、史学家都极为推崇，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史景迁）、“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墨菲）、“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谢和耐）等。老外的赞美之辞，令我们这些大宋后人深感鼓舞与骄傲。可是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何以在多数国人眼中，宋朝的形象并非如此。千古流传的《杨家将》《岳家将》都有一种悲壮的旋律，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总带着望不到尽头的无奈。
这种看法的不同，我想在于感受的不同。
其一，老外学者们生活在一个以科技、经济来衡量国家的时代，当他们发现中世纪的大宋帝国在这些方面远远胜过同时代的欧洲时，便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国汉代时，西方世界有罗马与之媲美，大唐盛世时，西亚有阿拉伯帝国与之匹敌，而在宋代，中国鹤立鸡群，更彰显其耀眼的光芒。
其二，作为局外人，他们很难有那种一个国家遭受屈辱的感受，当把文明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时，其他事件，譬如“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感伤、譬如“山河破碎风飘絮”的痛苦，就轻而易举地抹杀了。
从文明的角度说，大宋帝国是胜利者。因为它的敌人辽、金乃至蒙古，都为其灿烂的文明所吸引，并自动吸纳其文明的果实。汤因比在论及宋代的中国时，有一句精彩的话：“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补偿。”放在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确是如此。可我们若是设身处地来考虑，假设自己是大宋帝国的一个臣民，恐怕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补偿的论调，我把文明传播给你，还要受你欺负，这是哪门子的事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宋朝的历史可给我们许多启示，让我们深思。一千年前大宋帝国所创造的辉煌文明，证明中国人拥有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新精神，这足以给一千年后的国人更多自信与自豪。同时，宋朝历史也告诉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先进同样可能挨打，一个国家不管科技、经济如何发达，若没有强大的国防，若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璀璨的文明之花也会在疾风暴雨下凋落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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