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上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贞观时代”。短短几年时间，大唐帝国便焕然一新，国力蒸蒸日上，很快取代突厥汗国，一跃成为第一强国。
这其中的奥秘何在？李世民与他的政府，在这几年时间内，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我们还是简单地回顾一下大唐帝国在这几年内，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首先是经济上的强大。
中原农业经济与周围的游牧经济相比，有着更强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和平的年代。李世民登基之后，当即免除关内及蒲州等六州两年的租调，其余各州免除租调一年，此项政策大大刺激农业之发展。对于受突厥人入侵破坏严重的地区，政府按照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发放赈济品；对于受封为王的皇亲国戚，大大降低其封邑的标准，以减轻当地农民的负担，李世民对此的说法是：“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
政府倡导节俭，李世民也对群臣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史载，长孙皇后“正位中宫，务崇节俭”，为宫廷树此风气。
在李唐政府的努力下，受战争破坏严重的经济很快复苏，先进的科技水平以及广阔的土地与众多的人口，使得大唐帝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突厥汗国。
大唐帝国在制度上的建设可圈可点，制度的优越性是帝国保持活力、并使得国力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
在前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唐王朝进行吸收与改进，在制度建设上堪称集以往之大成。其政治设计之构架，很多方面可以媲美于近代政治制度，即便以今人的眼光视之，仍然不失其精巧与睿智。
在大唐帝国政治构架中，除了皇帝无上的权力之外，国家权力集中于“三省一台”。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与中书省。这三省的职能大概是这样的：中书省制定法令，即立法机构；门下省审查法令；尚书省则执行法令，相当于国务院。一台为御史台，其重要职责是对百官的失职及犯罪进行弹劾，行使监察权。“三省一台”的核心乃是一种立法、审查、行政、监察四权分立。
“三省”的权力相互独立，且相互制衡。尚书省不得违反中书省制定的法令，中书省的法令又必须受到门下省的审查，门下省也不能在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推翻中书省的提案。一般说来，朝廷的制敕法令，是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共有六名，其意见也不一定统一，因此各人可将不同意见另呈，并签署姓名，提交给上级中书侍郎；中书侍郎审查后提出意见，提交给中书省的负责人中书令。中书令最后拍板，然后将草案提交给门下省，由门下省的工作人员逐一审查，提出反驳的意见。一旦门下省驳议，则中书省需将此草案相关部分再讨论定夺，然后复交由门下省再审，这个称为“驳议制”。同时，国家之大政方针，经常由三省高层官员共同开会商议决定，这既是一种权力上的制衡，也是政策制定上的审慎。
为了避免皇权对这种制度进行破坏，唐太宗小心谨慎，力求不干涉这种分权制度，而且将其具体化，推进了“三省一台”制度的健全。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诏敕本身就是法令，即使是主持立法与审查的中书省与门下省也不敢反对皇帝的诏敕，这使得致力于制度建设的皇帝李世民有几分不快。在贞观三年，李世民批评道：“中书与门下两省都是机要部门，我的诏敕有不恰当的地方，都应该要议论反驳。可是我每次都看到你们只是唯唯顺从，从来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如果只是这样做做文书工作，谁人不可以进中书门下？何必选择有才之贤人呢？”正是在李世民的努力之下，驳议制才开始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制度，这确保了帝国法令上的谨慎与延续性。
同样，唐太宗李世民也尽量克制皇帝的无上权威，他在朝会上不轻易发言，他解释说：“我每临朝时，每说一句话之前，未尝不先三思，恐怕说出的话不够谨慎而有害于百姓，所以我不轻易发言。”在帝制的年代，能够像李世民这样有着足够清醒认识的皇帝，确实凤毛麟角。
贞观之治与李世民的勤政是分不开的，不到三十岁的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魄力与意志，完全可以媲美于他在军事上的勇猛与坚忍。短短几年的时间，李世民便使得社会民生迅速地稳定，他的政策有富于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之时，全国各地盗贼不断，对于如何肃清这些令地方官员头疼不已的盗贼，有些官员提议课以重刑。李世民对此建议不屑一顾，说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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