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河西走廊局势当中最大的缺陷与软肋。
制造军备所需的木料、冶金、锻料，那边都无法提供。原因很简单，生态环境无法承受。事实上，河西走廊的经济因为生态环境的限制，作出了很多让步。
这个问题，也是长安的问题。
因为生态环境的限制，唐代开元年间，长安城内并没有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基地，主要靠外地调运。武器装备最初储备在太极宫东墙下的武库内。
军备不能吃不能穿，在国家安定的情况下，不必安排在首都附近占用自然资源。中枢机构“军器监”负责管理武备的生产和调度。
牛仙客在河西干得好，很多人包括张九龄在内，都认为他不过是个出色的“库房管理员”而已。
这种看法虽然有歧视的成分，却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起码，军备无法自产，就让他这个地方大员的含金量逊色许多了。
方重勇在纸上继续写道：官府运力，应全力保障军备中的耗材，如弓弩箭矢等物，持续输入凉州，其余则可以暂缓。
这条跟郑叔清的职权关系不大，但肯定可以为他当户部侍郎加分。
方重勇又在纸上继续写道：
河西之绢帛，缺印染、混纺之高端技艺，仅有白绢可与西域胡商互通有无，但市价低廉，远不如粟特锦。
粟特锦者，中国之丝绢，波斯织造而成，售价不菲，畅销长安。
未来可在河西凉州甘州等地，推广安西都护府地域常见的高昌棉，以棉织物代替白丝绢。
民富则国强，河西子民必定拼死效力。
写到这里，方重勇心中一阵感慨。
租庸调制度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在河西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的丝织业被战火破坏后，便永远没有再恢复的原因之一。
因为它是唐代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扭曲下的产物，一旦这个外力不存在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自然会将其扑灭。
租庸调这种制度，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化，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了。
租庸调要求农户织布，而丝绸制品作为“硬通货”，是可以当成货币使用的。所以河西本地人，无论丝织品有没有市场竞争力，他们都不得不按这个规矩来。
不纺纱，他们拿什么交租呢？显然养蚕纺纱性价比最高啊！
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这些东西，当时制定这个制度的决策者们，没有考虑过。
然而现在残酷的事实却是，河西走廊因为体量有限，再加上外部自然环境恶劣，因此丝织业规模也有限。规模有限，就决定了上限与成长的潜力也有限。
汉代的时候还不明显，凉州丝绸依然小有名气。然而到了唐代，随着纺织业技术的升级，在产业升级中掉队的河西走廊产丝绸，在唐国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
要么，这些丝绸交给官府作为租庸调的一部分；要么，廉价卖给以粟特人为主的西域胡商，这些胡商将河西走廊出产的原始丝织品，送到波斯甚至大食进行二次加工，变成“粟特锦”。
再将粟特锦返销大唐，受到长安权贵们的热烈追捧。
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成为西域胡商们第一个折返点，因为他们要带唐国而来的原料和粗加工产品，返回西域进行“二次深加工”。
这个便是所谓“丝绸之路产丝绸”的说法来源。河西本地之民，在丝绸交易的环节中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
改丝绢为高昌棉，高昌棉布在长安是有竞争力的，河西改丝绢为棉布，乃是时代的呼唤，放松租庸调，调整其中的内容，势在必行。
“反正都是废话，只要圣人看了开心就好。老郑能当官，我就算交差了。”
方重勇嗤笑一声，他写这些的目的，自然不全是为了能让河西百姓过上好日子，最根本的还是让郑叔清升官。
目的决定手段，提建议没问题，你要办法我就给你办法。
至于执行，他一个半大孩子能谈什么执行？
想到这里，方重勇继续在纸上写道：
凉州与甘州虽粮秣满仓，但周边强敌环伺。一旦有风吹草动，农耕无法持续，民夫成了募兵土团，粮秣靡费无算，并非十拿九稳。
可在长安西市设“许可证”之制，西域胡商要运货出城，必须运粮秣到凉州与甘州，以获得许可证。
运粮者，可持证出长安交易，并在凉州与官府交易粮秣后携其他货物出关往西域。不运粮者不予许可证，只可在长安城内交易。
如此，则凉州粮秣不绝，军需无碍。
西域胡商挺闲的，让他们带带货吧，顺便让这些人给吐蕃上上眼药，玩一玩经济封锁什么的。
方重勇不无恶意的想道。
粟特商人也是吐蕃的供货商，其中不乏两头吃的贱货。大唐这边收一收口子，那帮粟特商人也只能站在大唐这边，期盼战争早点结束。
因为大唐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是绝对供货商与警察的双重角色。吐蕃扮演的，只是消费者与劫匪。
大唐败了，丝绸之路就死了，大家都跟着一起死。
吐蕃败了，丝绸之路继续，大家当做无事发生，还有别人来扮演劫匪与消费者。
此时大多数人当然很难看明白这一点，但方重勇却很容易从已知的历史大势中，将其理解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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