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兰, 明天各界都去见澳岛取经回来的同志，你去吗？”
陈翠兰听到同学的话，却面露些许犹豫, 她生性温和，便道：“就算澳岛已经成功。但......你们知道我的性子, 如果要行使暴力的话, 我不参加的。”
他们在茶楼里才刚说了几句话，门外忽然喧沸震天, 喊声、打声、骂声，混成一片，连地面都微微震动。
砰。甚至有枪声响起。
学生们都微微一震，一位同学立刻出去看了几眼，回来的时候面露愤怒：“英国人又出动军警了，不知道又要干什么好事！”
喧闹持续了很长时间,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 身着制度、听命于英国总督的港英军警也越来越多，场面十分混乱。
老板也开始赶客：“都走了都走了，我要关门了, 今天这生意不做了。”
陈翠兰只得与同学们起身离开茶楼。
他们经过大街, 看到街上与对面那些或印度、或东亚面孔的军警在英国人指挥下，神态凶蛮，推搡着跟前手无寸铁、衣着朴素的工人。
甚至还有被军警围着殴打的, 有正躺在地上呻/吟、有蜷缩起来一动不动昏过去了的。
他们听见警督在吼：“滚回去工作！否则都关起来！”
一个女孩扑在地上躺着的女工身上，为她遮挡军警落下的警棍, 发出惨叫。
那女孩看起来年极小, 大约十二三岁。
警棍和拳脚没有一点克制地落在她脸上、身上, 几下就将小女孩踢倒一旁, 女工挣扎着爬起来，想去保护女儿，却又被一脚踢翻，竟然呕出血来。
陈翠兰和同学们正是十□□岁，年少热血的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同学们十分愤怒，上前挡住那对母女，向行凶的军警怒目而视：“你们是想把她们打死吗？”
“学生仔，不要多管闲事。我们是在抓捕犯人！”在六十年代的香港，连小学教育的普及，都尚只在文件里。这几个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一看就知道家境不菲。
军警们也对他们客气一些。
陈翠兰道：“犯了事也不该动用私刑！”
同学们更紧紧地挡在母女身前。
最后其他军警拽了拽同伴：“算了，老小两个女的就算了，那边还有要抓的。”
同学们把女孩和她母亲都扶起来，几个人搀一个，问道：“家住哪里？我们送你回去。”
他们根据女工的口述，把母女俩送回了家。
他们不出所料地住在老城。繁华的大厦高楼旁，脏旧的楼像一个个暮气沉沉，弓腰的老人。狭窄的街道上。窗户与窗户之间架着竹竿，无数衣裳被风吹得飞起，像这个城市的补丁。
属于母女俩的，是一间小小的、低矮的老屋子。
不到十平方米，住着一家三口，灶台挨着杂物，所有东西都蒙着一层脏腻的油光，显出主人的无力照顾。
这个家唯一干净的地方，是贴着五星红旗的床头一小块。那五星红旗分明是小女孩自己画出来的，连星星都画得歪歪扭扭的。
香港有很多人家家里都贴着五星红旗——从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们、穷人们、被外国人欺负的人们就很高兴，自发地在店铺，在家里挂着五星红旗。
红旗诚然碍了太多人的眼。英国人、从大陆逃来的国党余孽、台湾间谍、大财主，全都被那鲜红的旗帜刺痛了。
但穷人们还是情意眷眷地挂着，仿佛多望一眼红旗，就多有一分在苦难人间活着的将来希望。
此时天已经黑了。小房子里透出昏暗油灯的光，只能照亮方寸之地，亮了那画出的、似真似幻的五星红旗。
母亲靠在门上，不停道谢，时不时就咳嗽几声——那些港英的军警照着她胸口踹，她可能被踹伤了。
陈翠兰说：“您脸色发黄得厉害，恐怕被踹伤了。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母亲说：“这不要紧，我的脸一向这样黄，不是生病，只在工厂里经常熬夜熬黄的。”说到工厂，她忽然忧心忡忡起来：“我倒不要紧，只是小娃娃还要看病，老细把我辞了，又不肯结工钱，以后怎么办？”
一个学生问：“您是在厂里犯了什么事，遭到辞退？”
母亲听到“辞退”几字，絮絮叨叨的声音戛然而止。声音低了下来：“......我不是故意请假的，不喝水不出去我都没关系，但那天，我娃娃生病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出去一趟。”
提到“请假”、“休息”，她像是自己犯了罪一样，竟然心虚起来。怯怯地看一眼学生们：“我丈夫死的早，家里地也被买走了，只有一个娃娃......老细晓得了，扣了一大把的钱，还要开除我。我跪下求老细，求他不要开除我......他把我赶出去，不听我说话......我只能跟着大家上街，我想大家人多，大概老细会听听我们说的......”
这位母亲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几个字，从她颠三倒四的叙述里，同学们渐渐拼凑出了这一次工潮的经过。
工厂不肯让劳动者休息、请假。稍有延误，就扣工资。
几个工友一天做到晚，倒头猝死了。
譬如这位母亲，就是因为女儿生病看了好几次医生，误了几次工，竟然被老板扣光了当期的工钱，还遭到了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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