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舍的南瓜
——评荆棘的小说
五十年代的时候，台北市的松江路还未经开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岖的乱石泥径，长满了茅草；两旁铺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狭窄，有汽车迎面驰来，骑脚踏车靠边闪让，不小心就会冲滑到泥坑里去。松江路靠近南京东路的那一带，一排排盖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军服的草绿色，看起来倒像是一大片军营。那些房子是公家盖的，大概那时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选中了那一带。不过的确也有许多军眷住在那里，都是空军。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颤巍巍扶着她的小孙子到我们家来借用军用电话。老太太满面惶急，原来她的飞行员儿子值勤晚归，老母亲等得惊慌起来。当局的官员住在那里的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们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买下来的。那时聂华苓也住在不远那么一栋绿色木板屋里，倒是忘了问她住屋是公家还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么单位。总而言之，住在那一带的居民，不管什么来路，大概都属于跟着当局仓皇撤退台湾的外省人居多。那些外省人那时候总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暂时落脚的所在，将就一下，挺过去再说。没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几二十年，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松江路开成大马路，那些军营似的绿色木板房子才一栋栋被打掉铲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楼大厦。我们家那栋木板屋，也要等到一九六六年父亲过世后才卖出 去。
我们住在松江路一二七号，因为家里人多，把连在后面的一栋也买了下来，两屋打通，成了很奇怪的一幢狭长房舍。我们的右邻是一家空军校官，周家孩子多，常常墙头上倏地冒出三四个小萝卜头来，一张张小脸充满了好奇的笑容，好像随时随地想来探看我们家有什么事发生似的。前几年我巧遇周家老二，原来已经是“华航”的正驾驶了。我们的左邻松江路一二五号住的便是朱家，那就是荆棘的家。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朱家小女后来又会变成作家荆棘，而且她的第一篇小说竟是发表在我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的。这个谜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解开：原来荆棘就是朱立立，当年我在松江路的老邻居。荆棘投稿没有写地址，《现代文学》给不起稿费，文章刊出，照例是要送两本杂志给作者的。我们在《现代》登了一则启事，请荆棘赐示地址。大概荆棘不好意思暴露身份，也可能青年作家有她的自负，不愿意跟我们攀关系，她没有理会我们的“寻人广告”，所以我也就始终无从得知，隔壁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荆棘的父亲也做官，两家家长彼此应该认识的，大概不同系统，所以没有什么往来。做了十几年邻居，中间一道墙把两家隔得开开的。但两家的用人过往却甚密，互通有无。朱家的一些点点滴滴，偶尔也会传些过来。比如说，我们知道朱家母亲早逝，继母入门后，朱家儿女的日子不是很好过。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名句：“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样；不幸福的家庭，各有所难。”其实中国人说得更干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那个年代，尤其来台的外省人，刚遭巨变，连根拔起，难念的经，每家恐怕还不止一本。我们家就有好几本，恐怕早也由我们的厨子小王传到隔壁朱家去了。
一直要到很多年后，八十年代，我看了荆棘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荆棘里的南瓜》，尤其其中带有自传性的几篇——《南瓜》《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我才了悟到为什么从前在松江路隔壁那个终日穿着白衣黑裙的朱家小女，从来看不见她脸上的欢颜。这三篇文章都是写对亲情的追念与渴求。荆棘十二岁丧母，十二年后终于写出这篇《南瓜》，悼念她来自农村一生忧劳而又极端温柔的母亲。《南瓜》大概象征了荆棘生命中获得的母爱吧。从荆棘中生长出来，南瓜生命虽然暂短，却带给家人如许的温馨与喜悦。《南瓜》因为情真，所以写得意切，《文星杂志》上发表后，又在《读者文摘》重新刊出，是荆棘的成名作。荆棘大学选读了园艺，最后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开垦出一片二十多英亩的农场来，遍植各种瓜果叶蔬，当然也有南瓜。是不是荆棘禀受了她来自农村母亲的遗传，最后还是归农庄稼？我们真不能低估了父母亲在我们身上所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位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原始的呼号》（Primal Cry），他让他做实验的心理病人大声呼叫“爸爸”“妈妈”，叫着叫着，病人会发狂一般，心理退化到原始阶段，对父母亲种种的愤怒、渴求、惧畏、孺慕——这些最基本而又强大无比的情感，随着“爸爸”“妈妈”原始性（Primal）的呼叫声宣泄出来。《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是荆棘的“原始的呼号”，文中少女对父爱的饥渴，真有原始森林那般庞大。情感早已僵化了的父亲，对女儿无助的呼求，竟无法回应。而继母将一些名牌的生日蛋糕锁在书房里，任其腐烂，饲喂红头绿蝇，也不肯拿出来与儿女共享。亲情的饥渴，使心理的创伤转化成为生理的痛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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