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狂的生存之道
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朝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赵抃等人，他们被当时人戏称为“生、老、病、死、苦”诸人。“生”，当然是指王安石。
宋神宗新锐之君，自然看着这帮“老成持重”的官员不顺心，与王安石一拍即合。
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
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使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这么做当然有敛财的功能，但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惟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戍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弃置不用，唯恐此法用久生弊。
王安石的青苗法，是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分。
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最终会造成吏民惶恐惊疑，所以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
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中，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神宗祖母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也宽厚，苏轼才免挨一刀。汉代以来御史台又称“乌台”, “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
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外出做官的老宰相韩琦，他一一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是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
有了宋神宗明确表态，王安石信心大增，更加卖力地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潮的来临。
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一下子多出近700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收到一定成效。
熙宁四年（1071年）年底，宋朝颁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为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加不少。
转年，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记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1073年），宋廷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
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制定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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